“我和同事们真的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人，这只是我们的工作。但很多时候，我们做得再多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。”

“私家侦探”，这是一个在许多人眼里充满神秘色彩的行业。电影、电视里经常会看到以他们为主人公的作品。他们混杂在人群中，行踪诡秘，揣着被严格保密的目的，调查某些事，跟踪某些人。

中国的法律世界中没有私家侦探的空间，但现实生活中，他们却存在着。在昆明，也包括在其他地方，他们生活在法律与现实交界的灰色地带，有关他们的一切就像在雾中一般，影影绰绰。

“有需求就有市场”

莫凡曾在省外的私家侦探公司做了一段时间，“那边公司的名字很特别，“柯南调查公司”、“福尔摩斯调查公司”……

莫凡的办公室墙上，挂满了书法和国画，这全都是他的作品。除了这些，莫凡平时还喜欢“下下棋，钓钓鱼”，朋友都说他是“四十岁的人过着六十岁人的生活”。

他的办公室位于昆明北市区的一栋写字楼里，四五十平方米大小的房间中央，摆放着一张小茶几和两个三人座沙发，靠窗的位置有一套办公桌椅，一切都很平凡。给记者斟上茶，莫凡点了一根烟：“有什么问题就问吧，我尽可能回答。接触过太多的人，我凭感觉就能猜到你们的来意，也多谢你们来关心我们这行。” 这个中年男人与他办公室的摆设一样，平常无奇。如果只是一面之交，在人群里，转眼你就会分不出哪个是他。

“警力有限，有大量的民事纠纷案件在公安部门立不上案，有的是因为证据不足，也有人不愿将案件诉诸官方解决。所以，面对那些司法无力解决的社会问题，私人侦探机构是对公安事业的有益补充，也可以协助律师事务所调查取证。”莫凡身着一套休闲运动装，坐在沙发上，摆弄着桌上的茶具，侃侃而谈。

莫凡说，自己做这行“是个偶然”。早年，他做过汽配、干过销售，还卖医疗器械，做了4年，发现那个行当“实在是很黑，做不下去了”。辞掉卖医疗器械的工作后，和朋友一起开了个投资公司。没想到期间遭人算计，被骗了一大笔钱。由于没有证据，取证也很困难，最后只能哑巴吃黄连。

“这件事是我开调查公司的直接原因。要是当时能找到专门的私人机构来调查取证，事情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。”莫凡之前接触过一些私人调查公司，这件事发生后，他就开始琢磨开侦探公司。因为没有经验，他在省外的私家侦探公司帮别人做了一段时间，“那边公司的名字很特别，“柯南调查公司”、“福尔摩斯调查公司”……也许是想显得自己很专业吧。”他回忆。

2010年，莫凡回到昆明，开了自己的调查公司。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莫凡找了几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一起干，住办公室、吃泡面是常事。到现在，他从事私人侦探已经快四年了。前几年私家侦探公司在中国还不算多，但在沿海城市发展得比较好，所以他把在省外学到的一些经验带回云南，发现这边“市场还是很大的”。

“我不是昆明人，但现在在昆明有车有房，不算事业有成，但还说得过去。这个世界的生存之道是很有趣的，各种各样的道路，只要你想得到，只要有需求，那就一定会有市场。”他说。

鱼龙混杂的侦探界

尽管中国的私家侦探还不被法律认可，但从业者们清楚，法律是一条“红线”，法律风险必须规避。

同样在昆明开侦探公司的周俊也深谙“有需求就有市场”的道理。他打开电脑，输入一个网址：“你看，今天在百度里‘昆明私家侦探’的搜索次数是139次，现在才上午10点多，等今天晚上查的话肯定会更高。这完全可以看出，这个市场是客观存在的。”

周俊的大德调查公司也在北市区某小区的住宅楼里。相比莫凡个人气息比较浓的办公室，这里更像办公区域，几乎看不到什么私人物品。“他们都出去做事了。”办公室里只有周俊一个人，由于工作难度大，周俊每个月只接两三个案子，跟莫凡一样。“已经够了，多了做不过来。”

“只有骗子公司才会告诉你什么案子都可以做。”周俊说，在接手一个案子前，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由于私家侦探大部分时间是接受私人委托去办案，调查他人的某些行为或行踪，所以“一定要衡量，有没有能力做到”。

他再一次打开百度，输入“昆明私家侦探”几个字，指着搜索结果说：“你看前面这些，只有一个手机号码，没有座机号，而且没有地址，就算有地址，也很容易分辨出来是假地址。像这样的公司，极可能是骗子。”

在这几年的从业经历中，周俊见过很多以各种方式骗取委托人钱财的事例。“连面都不跟你见，让你去把钱先交了，然后过几天跟你说有结果了，约你去一个地方拿证据。结果去了后又以各种理由叫你汇钱，不然就不给证据。很多人想着前面钱都付了，顾不上太多就又满足骗子的要求，最后被人一步步把钱都骗走了。”

经常有人质疑私家侦探的调查侵犯了个人隐私。周俊解释说：“网络是个好东西，我们只用搜索引擎就可以得到很多被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。特别是年轻的、喜欢上网的，个人信息会更多。”他认为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很多人是在无意中出卖了自己。

周俊告诉都市时报记者，只要委托人提供目标人物的车牌号码和地址，就可以展开监视及跟踪。不过因为涉及私人隐私方面的问题，私家侦探只能在公共场合对目标人物进行跟踪。

在公司网站上，周俊自己写过一篇新年献词，里面这样提到：“2012划上句号，新年如约而至。此时，行业整肃风暴正在进行，大德如故，一切安好。能够度过数次行业洗牌屹立不倒，这不是侥幸，也不是我们多聪明，是大德心怀敬畏之心，始终恪守法律和道德底线的结果。”

尽管中国的私家侦探还不被法律认可，但从业者们清楚，法律是一条“红线”，纠纷必须在法律框架之内解决，调查中的法律风险必须规避。

为了规避风险，规范的侦探公司都会对委托人有近乎苛刻的委托条件。“我们总是要求客户出示身份证明，以及和调查对象的关系证明。”周俊说，若夫妻一方要调查对方，必须出示身份证和结婚证等相关证件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“我们不会和‘第三者’有身体接触，甚至都不会见面，当然也不能用调查结果胁迫被调查对象。”在周俊看来，现在昆明的私家侦探公司，能够做到这几点的不超过5家。经常有不专业的新手和浑水摸鱼者为这个行业“抹黑”。

周俊和莫凡总结出来的经验是，若要找私家侦探，一定要当面聊，不要只听信对方在网络上的一面之词。“这种调查公司鱼龙混杂，质量良莠不齐，希望每个委托人都能擦亮自己的眼睛，免得上当受骗。”周俊说，找私家侦探其实是无奈之举，要找的话，也一定得慎重。

机会与危险同在

“刚上高速公路，后面就有人追上来。当时觉得真像是在演警匪片，我们在前面狂奔，后面一路狂追。”

莫凡和周俊的调查公司业务范围都很广，寻人寻物、市场调查、资信调查、维权打假、营销策划……婚外情调查只是其中一种。

调查的过程中，跟踪是最常用的方法，也是最考验私家侦探水平的方法。莫凡说：“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隐蔽好自己不让对方发现，还得保障被跟踪人的安全问题。你想，要是他在银行外面被人抢了，或者在大街上被人攻击了，最后警方可能通过监控发现我们一直在跟着他，即使作案的不是我们，但那时候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”

莫凡认为，这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高危职业。“这些年，全国发生过很多起私家侦探遭报复的事件，只要稍有疏忽，可能就会失手。这对我和公司来说，都是非常大的损失，甚至是危险。”

2010年6月，莫凡接了个婚外情调查的案子。查到小三后，他一时疏忽，竟让委托人知道了小三的住址。“我没想到，原配直接冲上门去，把小三打了个半残，结果是我们也被牵连进去成了帮凶，理由是协助他人进行人身攻击。”那一次，莫凡蹲了4个月的看守所，期间，他的母亲因生病过世。“我没见上她老人家最后一眼，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。”他抿了口茶，把手里的烟放在烟灰缸里摁熄。

令他记忆深刻的事还有很多。有一次，弥勒一个官员的情妇和官员闹矛盾，一气之下开走了那个官员的4台车，其中有两辆是公车，车牌也是政府号段的。官员急了，要是车追不回来，包养情妇的事情也会跟着败露。于是官员夫妇俩找到莫凡，委托他帮忙找车。

“我和同事下去找了十多天，终于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找到了。不过要想开走那些车也不容易，周围还有人看守。”莫凡和同伴蹲守了好几天，终于觅得机会，把4台车都开了出来。

说到这里，莫凡坐直了身子，兴奋起来：“刚上高速公路，后面就有人追上来。当时觉得真像是在演警匪片，我们在前面狂奔，后面一路狂追。好在最后终于甩掉了，那些人是他的情妇叫来的，都是混社会的，要是被截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莫凡说，他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有点后怕，如果当时被追上，“可能现在就是残废了”。

相比之下，有家庭、有孩子的周俊属于慎行派，“我几乎没有失过手，有风险的案子在最初筛选时就直接拒绝了”。

接单之前，委托人都会先打电话到私家侦探公司咨询，在电话里先把问题和诉求说一遍，莫凡和周俊都会借此权衡这事能不能做、有没有可行性，然后再确定委托人能否来办公室面谈。大多数时候，他们扮演的是咨询师的角色，“疏导和排解是经常做的事情。如果只是委托人的疑神疑鬼，我们会劝她（他）不要多想，好好珍惜。”周俊开玩笑说，有时想转行做心理咨询师，专门帮人疏导心理问题。

讲“良心”的行业

“我接过的十几个寻人的案子，从来没赚过钱，还倒贴。”后来，莫凡干脆不接寻人的案子了。

电影、电视里的私人侦探，大多给人一种冷漠无情的印象，他们眼里只有利益，除此之外一概不认。但莫凡说，自己却因为做事讲良心而赔了不少钱。说起做过的赔钱生意，莫凡又开始滔滔不绝：“记者同志，你不知道，我接过的十几个寻人的案子，从来没赚过钱，还倒贴。”

两年前，一个内蒙古的女孩子，17岁，被传销组织骗到云南，她的家人找到莫凡，希望能帮他们找孩子。约好时间后，莫凡和同事从机场去接孩子的父亲和姐姐，先只是谈了价格，但孩子的父亲说身上暂时没有那么多，等找到人再给。

“我那时候心软啊，觉得他们孩子被骗了也真可怜，钱的事就没想那么多。”从女孩的QQ空间里的照片，莫凡看出来她是在玉溪，就带着她的家人去玉溪找。找了一个星期，终于找到了。

“他们说回到内蒙古再把钱汇过来，我看他们一家团聚也实在不容易，就又同意了，还把他们一家人送上了回内蒙古的飞机，结果就是到现在也没收到钱。”莫凡苦笑，“现在想起来，就当做好人好事了。”他说，自己不忍心向忙于寻人的家庭缠着要钱，后来干脆不接寻人的案子了。

除了寻人业务，莫凡现在也不接追债的业务，因为那也是吃力拿不到钱的活计。“追债就是跟欠债的人扯皮，对方就是赖，你拿这种人真是……各种方法用尽了也无济于事，有时候遇到蛮横的，还会被他们威胁。当然，也有一些比较厉害的调查公司，他们追债不择手段。我做不来这种，所以现在大多数时间我们做维权打假的案子。”莫凡说，为了保证同事的安全，给每个人都买了医疗险和意外伤害险。

跟莫凡一样，周俊也不做追债业务，“不好做，容易触犯法律，不用一些‘特殊手段’是很难要回欠款的”。

莫凡的公司现在有5个人，包括财务和他自己。人并不多，但他说已经够了。“我现在经常收到一些询问电话或者短信，说要来我这里上班。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，私家侦探收入其实不高，我的员工每个月也就几千块钱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薪。”莫凡说。

对于好奇这个行业，想要当私家侦探的人，莫凡会好言相劝，希望他们不要仅凭一时兴趣，有时候干脆不予理睬。他反复强调：“做什么事都要讲良心，特别是我们这行。”

“这终归见不得光”

莫凡和周俊都认为，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私家侦探在国内的合法性以及行业的规范。

见多了人世间的事，人心中往往感触颇深。莫凡说，这几年做私家侦探，足迹遍布整个云南省，甚至还有福建、广东、上海的客户找上门来，最远还有台湾的。

走进莫凡办公室的人形形色色。有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的已婚女子，有刚怀孕不久就被抛弃的未婚女孩，还有被非法集资公司骗走养老金的年迈老人。

“来的人大多数是寻求帮助的弱者，不管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感情生活方面。我也遇到过打扮得花枝招展的‘小三’，拿几万块钱扔在我桌上，颐指气使地要我帮她们调查情人的资产到底有多少。”莫凡说，他会让她们“拿着钱，滚”。他说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“如此不知廉耻”。

“经手最多的还是婚外情调查。前段时间有个案子，做了很久，我觉得真的是没法说清楚。”莫凡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个男人怀疑妻子出轨，就找私家侦探跟踪妻子，希望拿到证据。莫凡接了这个案子，以为和以前接的那些婚外情调查一样，跟个三五天就能拍到女人和其他男人在一起的亲密照片。

“没有想到，我们跟了两三个月，真的是一点收获都没有。那女的每天就是正常地上下班，根本没有和其他男人有任何过分的交往。”莫凡无奈，只能把事实转告客户，并劝对方好好过日子，不要疑神疑鬼。

“其实我们更像无名英雄，有时候一天接十几个咨询电话，我们都在电话里劝说他们，疏导情绪，如果能不用调查的尽量不要调查。做生意需要信任，维护婚姻也是需要夫妻双方相互信任的。如果这事情走漏消息，人家发现你找私家侦探调查，这段感情肯定是挽回不了的。”周俊说。

“我和同事们真的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人，这只是我们的工作。但很多时候，我们做得再多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，最多是委托人对你表示感谢。在法律上来说，这终归是见不得光的。”说到这个问题，莫凡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私家侦探是一个全世界各地都有的行业，有些地方把私家侦探视为专业行业，但也有地方不允许私家侦探的存在，比如中国内地。莫凡和周俊都认为，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私家侦探在国内的合法性以及行业的规范。“我们是在夹缝里求生存的行业，国家并没有承认私家侦探的合法地位，但民间却也有需要，我们只能在‘灰色地带’行走，打法律的擦边球。”莫凡说。

采访快结束的时候，莫凡从办公室一角的书柜里面拿出两本书递给我：“平时我压力太大的时候，就看看这些书。这两本送给你看。”

我从莫凡手里接过书，一本作者是张爱玲，一本作者是张小娴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受访对象为化名）

都市时报记者 曹静